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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现状、挑战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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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趋同。当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要实现两者趋同,我国必须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实现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基本相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人才总量不足,素质偏低,结构失衡等问题依然突出。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要目标,在减贫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现状及其支撑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面临的挑战,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对促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非农转移,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并最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路径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对职业教育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降低,但仍远高于农业产值占比。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为 1.77 亿,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 23.6%,较 1978 年降低约 46 个百分点。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理 ,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农民逐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通常在 10% 左右甚至更低水平,我国距此还有较大差距。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我国农业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为 99.8%,这一比例在 2016 年仅下降了不到 1 个百分点。少量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从业人员基本是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和管理者。2019 年,农业部门劳动力中未上过学、小学以及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占比分别为 7.4%、38.8% 和 45.9%。

  我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 年末,全国农业就业人口中 51 岁以上占 32.5%;2016 年,55 岁以上农民占比为 33.6%。尽管两次普查的年龄统计分类不一致,但仍然证实了我国农民老龄化趋势加剧。高素质农民队伍年龄相对更年轻,但同样面临老龄化威胁。《2019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高素质农民中 55 岁以上比例达 11.1%。尽管不少地区在遴选高素质农民时都限制年龄在 55 岁以下,但实践中却因农民老龄化导致这一政策落地困难。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然而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困难。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看, 十二五 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非农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同时,智能化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等的引入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 10 年间,劳动密集型行业迎来 机器换人 的浪潮,企业对从事程序性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变得更为困难。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我国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难以满足非农部门需求。2019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占比达到 92.1%,超过各行业平均水平近 34 个百分点(图 1)。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滞后,高生活成本、文化排斥等也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阻力,降低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意愿。src=

  人力资本不仅是一种投入要素,还能提升其他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是全球共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教育是促使传统农民向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转变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化的、变化的农业环境中教育回报更高。当今,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正在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农民人力资本对农业农村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农民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多数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超过 60%,而中国仅有 8.3%(图 2)。src=

  2019 年我国高素质农民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已达 45%,是全国农民的 5.6 倍,但是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农民现有教育水平难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业老龄劳动力体力、精力有限,在信息收集、技术运用等方面也处于劣势,劳动生产率低。其次,老龄劳动力受劳动能力限制通常耕种面积小,种植无需精耕细作的农作物,粗放经营使得大量田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出现 双改单 等隐性撂荒现象。最后,农业老龄劳动力受限于自身知识基础,对先进的农业科技接受能力较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建设。

  尽管部分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但是机械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一定程度缓解了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程度距离农业发达国家尚有一定距离,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意愿低,面临着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难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在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职业教育着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较于普通教育,更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有助于降低受教育者的成本与风险,更加契合农村劳动力的成长特点。职业教育帮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职业教育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后学生受教育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中职教育吸纳了大量农村生源的学生。对陕西和浙江地区 101 所中职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近 90% 的学生为农村户籍。据教育部门统计,2015 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中超过 90% 在城镇就业,极大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二是职业教育通过就业培训提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研究显示,参与就业培训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增加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三是职业教育通过提供再就业培训服务,增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能力,帮助他们在城市 扎根 。农民工由于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偏低、就业渠道单一等原因,易受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等冲击而失业。再就业培训帮助失业人员掌握适应城市就业市场的新技能,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风险。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提升,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有研究显示,中职教育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带来通识技能水平的下降。当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升。

  其次,教育要服务产业发展,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求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培养人才,实现专业设置、培养内容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求职者人数增加的同时伴随着空缺岗位规模的扩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间存在匹配不当。在河南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对培训总体满意度不高,超过 80% 的学员认为所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

  最后,当前农村未转移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的对象基础比以往更加薄弱,需要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与形式,提升培训效果,这给就业培训带来了新的挑战。src=

  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情况。这些国家在培养职业农民过程中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例如,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 以上接受过至少 3 年的职业培训。2010 年德国 69% 的农业企业管理层接受过职业教育。荷兰农民每年有近 1/5 的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

  第一,农业职业教育在农业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日本农业教育以农业大学校教育(相当于中国农业大专和中专)和农业高等学校教育(相当于中国农业职业高中)为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农业人才。德国农业教育体系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培养熟练的农业劳动者和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

  第二,农民培训等非学历农业教育是农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补充。日本通过农协对农户进行生产技术与技能的培训指导。以色列则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设立了非学历农业教育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是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职业教育的核心环节。德国的中职阶段农业职业教育中学生有超过 2/3 的时间在农业企业进行实践。美国参加农业职业教育课程的学生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需要参与农场的管理实践。

  第四,严格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也督促农民不断学习。英国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分为农业职业培训证书和技术教育证书两大系列,从事农业经营对农民证书资格有一定要求。德国的 绿色证书 制度等级分明,并且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挂钩。

  第五,政府充分保障农业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美国农业职业教育经费 1955 年后几乎以 8% 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在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培训经费的 70% 由政府财政提供。

  为了提升我国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我国将高素质农民作为培育重点。为解决 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 的问题,2012 年我国开始高素质农民培育试点;2014 年启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2018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基本覆盖全国农业县。到 2020 年,高素质农民规模达 1700 万人,约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 5.4%。

  高素质农民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全国超过 90% 的高素质农民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丰富;近 50% 的高素质农民为新生力量;近 70% 的高素质农民年龄在 36~54 岁之间;超过 45% 的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超过 15% 的高素质农民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

  高素质农民主要来源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或年龄相对较轻的农民、农业企业家、返乡创业农民工等,承担着推动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目标任务。

  职业教育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职业院校是高素质农民培育中教育培训服务的主要服务提供者。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以各级农广校为主体,以农业院校、科研部门和推广服务机构为补充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2019 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启动实施 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 ,将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推向更高水平。二是职业教育不断为高素质农民队伍贡献新生力量。《2021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 5 年来涉农专业应届高职毕业生 学农从农 意愿不断增强,2020 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在农、林、牧、渔业部门就业比例为 48.7%。其中,农村家庭涉农专业毕业生选择从农的比例则为 52.1%。

  但是,我国职业院校要高质量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教育培训工作仍然面临挑战。

  一是高素质农民培训组织管理缺乏整体规划,培训资源分散。目前,农业、教育、农机、畜牧等部门均涉及农民培训工作,但缺乏统一协调和规划,培训内容重复、杂乱,资源整合利用不足,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任教师严重短缺,专业性强、素质高的 双师型 师资严重匮乏,教学水平、实践能力差。

  三是教育培训内容设置不合理。目前的农民培训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并不能满足农民和农业生产需求。调查数据显示,农民认为教学内容没用的达到 22.4%。此外,目前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以应用型技能为主,缺乏经营管理和法律法规方面的指导。

  四是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现阶段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教育经费,但总体投入较少。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县域中等职业学校,与市级、省级财政相比整体投入不足。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当前农民培训大多强调完成培训人数,忽略了对培训实际效果的考核和培训后的跟踪服务。

  职业教育曾经并将继续在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和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担负这一重任,需要采取针对性施,提高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第一,以质量提升为根本增强职业教育对农村学生的吸引力,持续推动农村人口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推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建立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对接的个人数据库,加强劳动力市场数据分析,积极为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健全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律体系。尽管《 十三五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等文件中已对农民职业培训的对象、内容、资金投入、监督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然而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保障力度不足,制约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应当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各方面内容加以规范,为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三,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涉农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农广校、农技推广部门等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协调各类培训资源,以市场需求和农民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层级的培养机制,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和目标,分类、分层次进行培养。重点推进农业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教育与培训的标准与质量,同时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与培训间的融通。

  第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能力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应坚持 学 用 结合原则,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实践技能培养。农业职业教育要积极从生产一线引进 双师型 人才,开展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同时,建立监督评价与激励机制,开展教学培训质量追踪,提高教学培训质量。

  第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开展第三方评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经费投入较发达国家偏低,并且资源分散,政府要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经费投入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保证教育培训经费合理有效使用,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要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趋同。当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要实现两者趋同,我国必须大幅度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实现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基本相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人才总量不足,素质偏低,结构失衡等问题依然突出。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要目标,在减贫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现状及其支撑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面临的挑战,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对促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非农转移,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并最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路径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对职业教育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降低,但仍远高于农业产值占比。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为 1.77 亿,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 23.6%,较 1978 年降低约 46 个百分点。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理 ,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农民逐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通常在 10% 左右甚至更低水平,我国距此还有较大差距。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是我国农业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为 99.8%,这一比例在 2016 年仅下降了不到 1 个百分点。少量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从业人员基本是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和管理者。2019 年,农业部门劳动力中未上过学、小学以及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占比分别为 7.4%、38.8% 和 45.9%。

  我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 年末,全国农业就业人口中 51 岁以上占 32.5%;2016 年,55 岁以上农民占比为 33.6%。尽管两次普查的年龄统计分类不一致,但仍然证实了我国农民老龄化趋势加剧。高素质农民队伍年龄相对更年轻,但同样面临老龄化威胁。《2019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高素质农民中 55 岁以上比例达 11.1%。尽管不少地区在遴选高素质农民时都限制年龄在 55 岁以下,但实践中却因农民老龄化导致这一政策落地困难。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然而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困难。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看, 十二五 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非农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同时,智能化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等的引入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 10 年间,劳动密集型行业迎来 机器换人 的浪潮,企业对从事程序性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变得更为困难。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我国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难以满足非农部门需求。2019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占比达到 92.1%,超过各行业平均水平近 34 个百分点(图 1)。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滞后,高生活成本、文化排斥等也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阻力,降低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意愿。src=

  人力资本不仅是一种投入要素,还能提升其他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是全球共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教育是促使传统农民向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转变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化的、变化的农业环境中教育回报更高。当今,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正在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农民人力资本对农业农村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农民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多数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超过 60%,而中国仅有 8.3%(图 2)。src=

  2019 年我国高素质农民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占比已达 45%,是全国农民的 5.6 倍,但是仍旧落后于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农民现有教育水平难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业老龄劳动力体力、精力有限,在信息收集、技术运用等方面也处于劣势,劳动生产率低。其次,老龄劳动力受劳动能力限制通常耕种面积小,种植无需精耕细作的农作物,粗放经营使得大量田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出现 双改单 等隐性撂荒现象。最后,农业老龄劳动力受限于自身知识基础,对先进的农业科技接受能力较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建设。

  尽管部分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但是机械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一定程度缓解了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程度距离农业发达国家尚有一定距离,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意愿低,面临着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难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在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职业教育着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较于普通教育,更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有助于降低受教育者的成本与风险,更加契合农村劳动力的成长特点。职业教育帮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职业教育扩大了农村义务教育后学生受教育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中职教育吸纳了大量农村生源的学生。对陕西和浙江地区 101 所中职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近 90% 的学生为农村户籍。据教育部门统计,2015 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中超过 90% 在城镇就业,极大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二是职业教育通过就业培训提升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研究显示,参与就业培训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增加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三是职业教育通过提供再就业培训服务,增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能力,帮助他们在城市 扎根 。农民工由于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偏低、就业渠道单一等原因,易受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等冲击而失业。再就业培训帮助失业人员掌握适应城市就业市场的新技能,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风险。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提升,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有研究显示,中职教育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带来通识技能水平的下降。当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升。

  其次,教育要服务产业发展,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求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培养人才,实现专业设置、培养内容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求职者人数增加的同时伴随着空缺岗位规模的扩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间存在匹配不当。在河南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对培训总体满意度不高,超过 80% 的学员认为所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

  最后,当前农村未转移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的对象基础比以往更加薄弱,需要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与形式,提升培训效果,这给就业培训带来了新的挑战。src=

  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情况。这些国家在培养职业农民过程中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例如,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 以上接受过至少 3 年的职业培训。2010 年德国 69% 的农业企业管理层接受过职业教育。荷兰农民每年有近 1/5 的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

  第一,农业职业教育在农业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日本农业教育以农业大学校教育(相当于中国农业大专和中专)和农业高等学校教育(相当于中国农业职业高中)为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农业人才。德国农业教育体系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培养熟练的农业劳动者和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

  第二,农民培训等非学历农业教育是农业教育体系的重要补充。日本通过农协对农户进行生产技术与技能的培训指导。以色列则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设立了非学历农业教育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是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职业教育的核心环节。德国的中职阶段农业职业教育中学生有超过 2/3 的时间在农业企业进行实践。美国参加农业职业教育课程的学生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需要参与农场的管理实践。

  第四,严格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也督促农民不断学习。英国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分为农业职业培训证书和技术教育证书两大系列,从事农业经营对农民证书资格有一定要求。德国的 绿色证书 制度等级分明,并且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挂钩。

  第五,政府充分保障农业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美国农业职业教育经费 1955 年后几乎以 8% 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在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培训经费的 70% 由政府财政提供。

  为了提升我国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我国将高素质农民作为培育重点。为解决 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 的问题,2012 年我国开始高素质农民培育试点;2014 年启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2018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基本覆盖全国农业县。到 2020 年,高素质农民规模达 1700 万人,约为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 5.4%。

  高素质农民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全国超过 90% 的高素质农民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丰富;近 50% 的高素质农民为新生力量;近 70% 的高素质农民年龄在 36~54 岁之间;超过 45% 的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超过 15% 的高素质农民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

  高素质农民主要来源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或年龄相对较轻的农民、农业企业家、返乡创业农民工等,承担着推动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目标任务。

  职业教育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职业院校是高素质农民培育中教育培训服务的主要服务提供者。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以各级农广校为主体,以农业院校、科研部门和推广服务机构为补充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2019 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启动实施 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 ,将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推向更高水平。二是职业教育不断为高素质农民队伍贡献新生力量。《2021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 5 年来涉农专业应届高职毕业生 学农从农 意愿不断增强,2020 届涉农专业高职毕业生在农、林、牧、渔业部门就业比例为 48.7%。其中,农村家庭涉农专业毕业生选择从农的比例则为 52.1%。

  但是,我国职业院校要高质量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教育培训工作仍然面临挑战。

  一是高素质农民培训组织管理缺乏整体规划,培训资源分散。目前,农业、教育、农机、畜牧等部门均涉及农民培训工作,但缺乏统一协调和规划,培训内容重复、杂乱,资源整合利用不足,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任教师严重短缺,专业性强、素质高的 双师型 师资严重匮乏,教学水平、实践能力差。

  三是教育培训内容设置不合理。目前的农民培训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并不能满足农民和农业生产需求。调查数据显示,农民认为教学内容没用的达到 22.4%。此外,目前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以应用型技能为主,缺乏经营管理和法律法规方面的指导。

  四是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现阶段我国农业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教育经费,但总体投入较少。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县域中等职业学校,与市级、省级财政相比整体投入不足。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当前农民培训大多强调完成培训人数,忽略了对培训实际效果的考核和培训后的跟踪服务。

  职业教育曾经并将继续在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和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担负这一重任,需要采取针对性施,提高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第一,以质量提升为根本增强职业教育对农村学生的吸引力,持续推动农村人口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推动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建立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对接的个人数据库,加强劳动力市场数据分析,积极为职业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健全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律体系。尽管《 十三五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等文件中已对农民职业培训的对象、内容、资金投入、监督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规定,然而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保障力度不足,制约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应当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各方面内容加以规范,为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三,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涉农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农广校、农技推广部门等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协调各类培训资源,以市场需求和农民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层级的培养机制,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和目标,分类、分层次进行培养。重点推进农业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教育与培训的标准与质量,同时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与培训间的融通。

  第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能力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应坚持 学 用 结合原则,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实践技能培养。农业职业教育要积极从生产一线引进 双师型 人才,开展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同时,建立监督评价与激励机制,开展教学培训质量追踪,提高教学培训质量。

  第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开展第三方评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经费投入较发达国家偏低,并且资源分散,政府要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经费投入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保证教育培训经费合理有效使用,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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